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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她听到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能不能让我跟我女儿说句话——”

    朱颜君猛地扭头看向李鹤林，却见他泰然自若，对电话里的内容完全是心知肚明的模样。

    “你要对我爸妈做什么？”她冲李鹤林大喊。

    “如果朱小姐愿意合作，我自然也不好打扰二老的生活，不过反之……首都电厂也是政府下辖企业，要请令尊来喝杯茶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为情报工作招募线人，除了钱权诱惑，威胁也是好用的手段。年轻有为的记者朱颜君，一腔正义，充满职业理想，许诺她“在报业前途无量”对她并没有吸引力，唯有用最在意的亲人相要挟，才最有效果。

    国防部知道她家住处、她父亲的工作单位，何况李鹤林还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也别想着举家搬走了，你搬去哪儿我们找不到呢？你们报业的前辈与政府部门合作的大有人在，我只不过希望你偶尔替我办点无伤大雅的事情，你又能提前得到一些只有高层才知道的独家消息，本来就是双赢的事。朱记者你这么有能力，即便今天我不来找你，明天还会有别的人想找你合作，但其他人就未必这么有商有量的了。”

    于是，就到了如今，朱颜君同样以诱骗的手段把对她毫无怀疑的大学生送到国防部用来秘密审讯共产党嫌疑人和民主派人士的安全屋里。一开始，她还心有愧疚，可是用不了几次，便也就麻木了。

    李鹤林由此找到了非常关键的一块七巧板碎片。

    根据脆弱的大学生们提供的线索，最近确实有一个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在南京活动，只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李鹤林想到了几个月以前，曾经出现在保密局视线范围里的两个代号：养蚕人，和一二零七。

    但是据吕鹏所说，在那条突如其来的电报之后，就再也没有截获到任何提到这两个名字的电报，或是突然出现的私人电台了。那个化名“高玉”的女学生的审讯记录，上面提到有一回对方临时来见她后，无意间透露出要回新街口上班。

    李鹤林打电话给电讯总台和分析室，要他们对新街口一带进行秘密的电台排查。这当然是巨大的工作量，但是两个科室的员工夜以继日，开着一辆标记为自来水厂的车，实际是操作着无线电侦测设备，不久后还真让他们发现了一件可疑的事：应该是某银行的公家电台，平日里都是在跟各公司、工厂、外地分行进行包括储户、客账、投资之类的业务交流，但是唯独在外汇信息上并非实际的数字，而像是某种密码。

    银行？

    李鹤林感到右眼皮一跳，新街口一带可以说是各大银行钱庄的聚集地，但是就在不久前，不就有其中一家出现在他的视线以内吗？

    前三厅主任刘康杰在浙江兴业银行私藏黄金，虽然他当时的“通共”是对李鹤林来说是一件“意外之喜”，但他那些消失的黄金难道真的是给共产党的资金，而操作其流通的人就是潜藏在银行内的地下共党？

    译电员还汇报说，密电码虽然没有完全破译，但是这几天跟“外汇”有关的电报却比此前更频繁，一定是发生或是即将发生什么事，让这个地下共党要频繁与他的上级联系。

    能有什么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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